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，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。2023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，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，金融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。中国人民银行、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制定的《成渝共建西部金融中心规划》要求，要将成渝建设成为立足西部，面向东亚和东南亚、南亚，服务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国家和地区的西部金融中心。
近年来，成都发力西部金融中心建设成绩斐然。深入实施金融机构聚集、金融市场提升、现代金融特色、金融创新驱动、金融开放扩容、金融生态优化、金融基础设施联通“七大工程”，全力做好科技金融、绿色金融、普惠金融、养老金融、数字金融“五篇大文章”，金融正在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“活血”，成为推动创新链、产业链、人才链循环畅通、深度聚合的关键要素。
2024年1月12日，“成都交子金融大会”在成都交子金融博物馆举行，纵论穿越千年的交子文化密码，把脉金融科技创新的前沿探索，论道共建西部金融中心成都承担的时代使命。围绕这些话题，《经济参考报》记者对参加大会的多位专家学者和业内人士进行了独家专访。
交子诞生蕴含规律对今天仍有启迪
“当年交子的产生源于工商业的需求，背着铁钱太重了，需要用一个简便的办法解决流通货币不足的问题，促进工商业发展，由此产生了交子。这件事情现在仍然很重要，仍然是我们发展金融、理解金融的核心问题，即服务实体、服务经济，要为实体经济分担风险，而不是把风险都撇给别人，自己保险又保险。”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指出。
“交子和人民币，两张纸币之间隔了千年，这是我们的文化、我们的骄傲，也是我们宝贵的财富。”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栗峥说，除了历史性，交子最重要的特性就是自发性，交子来自于民间自发，这种自发代表中国大地上具有产生金融的土壤，具有金融创新的天然基因。这个自发性展开来看包含三个特性：第一是自主性，民间的商人基于自身商业需求，自主地设计、实现、运行的一套机制；第二是合理性，交子先在民间广为流通，后来被官方认定，成为一种法定货币；第三是延展性，在其流通的80年间，对整个国家的建设、社会的发展，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
栗峥认为，交子还有一个特性是丰富性，体现的是丰富的金融实践。由大量的金融活动支撑了一个交子的出现，这就意味着在一个很强大的金融实践背景下诞生了交子。这一点在现在也有相同的意义，因为今天的金融也是普惠金融，是14亿人民的金融，这意味着我国有规模巨大、数量众多而且气势磅礴的金融实践发展，它的丰富性、生态多样性为今天的金融创新提供了一种很好的背景和底气，拥有这样的底气就能建设出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之路。
“交子的诞生，有印刷术、造纸术等技术基础的支持，同时也离不开思想基础。”西南财经大学副校长王擎分析，思想基础包含以下三个方面：第一是服务实体经济的思想，纸币便于携带和支付，可以促进当时经济的发展；第二是信用文化，金属货币和纸币分立需要足够信任，可以想象当时的信用文化已经有比较好的基础；第三是风险分担，风险也是一种文化，就是大家能够接受风险、承认风险，能够产生风险分担的方式。
王擎认为，金融创新要靠服务实体经济引领，同时需要信用文化和风险文化支撑，交子诞生背后的思想基础对当前金融发展仍有很强的指导意义。“金融要创新，但这个创新一定要在市场化和法治化的轨道上。市场化就是创新要跟着市场需求走，法治化就是在现行的规则下不能过度创新，必须服务实体经济。”
“从监管层来讲，我国鼓励诸多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。”王擎说，而对于一些数字货币，像国外的比特币交易，因为它跟实体经济离得太远，没有太直接的意义，所以会禁止其在中国的流通。
王擎认为，现在遇到的金融瓶颈，如中小企业融资难、融资贵，如何服务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等问题，在这些方面需要大胆鼓励创新，因为这是科技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核心。当前已实现了很多创新，如成都的科创通模式，以及科创贷、人才贷、成果贷、研发贷等一系列产品，包括运用区块链技术对知识产权融资的推动，都在政府鼓励下得到很好的发展。
金融科技创新提升实体经济服务效能
“中国金融业的金融科技发展，在国有大行以及一些民营银行里发展得都很好，很多方面已是世界领先。”对于当前金融科技发展的态势，中国银行原副行长张燕玲说，“金融科技发展的特点就是应用在业务上，刚开始用在银行自己的业务上，集约化管理、防风险；再后来就发展到对客户的服务，银行通过金融科技提升自己的服务；现在银行服务提升，把客户的金融科技发展也带动起来了。”
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屠光绍认为，要从目的、制度建设、方式方法上把握好金融科技创新的发展。“金融科技要发展，金融体系也要通过金融科技的运用来提升金融机构的服务能力、服务效率，事实证明它能够起到这个作用。”屠光绍说，运用金融科技的首要目的是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，不能为了技术而技术。
屠光绍表示，金融科技发展涉及大量的数据、信息，这些方面关系到安全，包括金融消费者的隐私保护。这意味着金融科技发展必须要有一系列的制度，这些制度不是为了抑制金融科技的创新，而是因为新的因素既带来机遇也带来一些风险，需要通过制度的完善、监管的完善，包括金融机构自身的管理，更好地防范这些风险。
针对金融科技创新造成的风险外溢和内引，屠光绍认为，要引入金融监管沙盒。一项创新，我们要鼓励它，但对它可能导致的风险把握不准的情况下，可以通过监管沙盒来测试。把它放在一定的范围里，场景内各种要素相对可控，然后在里面进行试验运行，在这过程中会暴露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。当真正把它放在市场运用的时候，就可以通过监管沙盒做一些预判、分析，从而减少风险，更多地发挥它的正面作用。
国泰君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何海峰认为，金融科技是中国金融现代化最重要的推动力量。金融科技早前主要是赋能金融，但是现在看来可能会重塑金融业态，在重塑的基础上推动金融行业转型升级。“从发展态势来看，中国金融科技已经进入到了高质量发展阶段。如果说第一个阶段是建立框架，第二个阶段就是要厚积市场抢占制高点。”何海峰说，在金融科技产业上，中国应用场景领先，在具体技术上，中国也比较靠前。总体来说，中国在世界金融科技中处在领先地位。
“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赛道。对于实体经济的支持，除了巩固传统制造行业既有的优势，更重要的是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，这是我们金融科技要发力的最重要的领域。”何海峰表示，金融科技快速发展的同时，也有一些产品和服务包括业态更加复杂、更加交叉，传播影响也更加迅速、更加开放，这种情况下要维持金融健康发展、可持续发展，对监管也提出了很大挑战。
对此，何海峰认为，监管科技也要与时俱进，金融科技用到的技术手段监管科技都要跟上。从监管理念上看，第一是更加强调功能监管，看是否符合金融系统的基本功能和金融科技创新应用的目的；第二是穿透监管，“要看资金的流动，从哪里来、到哪里去，中间的环节穿透非常重要”；第三还要用一些最新的监管创新，比如监管沙盒、监管沙箱，目前已经在一些重点城市试用，还需进一步拓展。
栗峥也关注到金融科技创新带来的治理问题。他认为，数字金融、金融科技都是金融的未来，带来很多利好的方面：第一是联通性，通过一种更便捷的联通方式，降低计算和交易成本，减少金融服务过程中的摩擦力；第二是自主化，通过算法和模型、大数据分析，产生一种智能化的意见建议，来提供投资引导；第三是自由化拆解和重组，很多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都可以更为自由灵活地拆解，更为灵活地组合在一起。
“当然它也带来了很多风险。”栗峥强调，风险包括几个方面：第一是复杂性增加，当大数据涌入、计算复杂性增强之后，我们只看到一个智能推荐结果，并不知道背后的逻辑；第二是流通的速度增强了，风险的传染性也增强了，经常会出现一种群体性的羊群效应或者市场振荡，放大了风险的可能性；最后也是最有可能出现的――短期性，不在一个长经济周期内去理解一个真实的经过历史检验的、时间洗刷的数据沉淀，这会带来一些未经时间筛选的风险。
如何平衡利好和风险？栗峥认为，要加强法治建设，一方面要理解数字金融的各种优劣和利弊，加强对弊端的监管和防控；另一方面法律的作用不仅是限制性的，还有激励性的，激励数字金融常态化的健康发展，同时也对各种可能出现的违规违法行为进行相应的治理。
在新赛道推进西部金融中心加快建设
成渝共建西部金融中心是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内容。王擎认为，作为金融中心，不仅需要有聚集资源的能力，还要有辐射带动其他区域的能力。具体来讲，首先要有较强的金融机构体系，只有机构强大，才有能力去服务、去辐射；其次要有很强的要素聚集效应，这些要素是全方位的，包括人才、技术、资金等，要有很好的文化土壤、环境才能吸引这些要素；最后是要开放，作为中心要有开放发展的态势，要支持经济走出去、引进来。
“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已经发展很多年了，大湾区等全国其他的金融城市也都在加快建设区域性、地方性的金融中心，我认为西部金融中心是能够后来居上的。”在屠光绍看来，大家相对来讲在同一起跑线，不存在跟别人差很多的情况，“西部金融中心要瞄准新赛道、抢占新赛道，虽然传统的也要发展，但是要赶超的话必须站上新赛道。而新赛道也需要助力，这个助力就是金融科技。金融科技不只助力于普惠金融，科技金融、养老金融、绿色金融也都需要金融科技。”
“成都发展金融科技创新有很大的优势。”栗峥认为，成都发展金融科技要注意点、线、面的规划。点就是到底从金融科技的哪几个重点、哪几个关键点着手。金融科技覆盖面很广，不能面面俱到，所以一开始就要找准适宜成都地域特色的金融科技的点，由点成线，形成有成都特色的金融科技产业链，然后再由链交叉起来形成一个基本盘的面，点线面的结合可以使成都的金融科技发展具有规划性。
栗峥认为，成都发展金融科技一定要聚焦金融服务实体经济。服务有两个基本要素：第一个要素是被召唤时随时出现；第二个是要素是被需要时有能力满足。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也要实现这两点，当实体经济召唤金融的时候，它要有响应机制，体现响应速度和广度。同时，当小微企业、民营企业等实体经济有金融需求的时候，能够提供差异化、精准化的服务。前沿金融技术的注入，可以实现金融在速度、广度、深度和精度上更大地提升，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。
“共建西部金融中心，成都承担着下一步中国金融开放的重要使命。”何海峰表示，“成都在‘十四五’金融规划提出，打造国内一流、国际知名的金融科技创新中心。金融科技创新首先要实现技术和金融的融合。技术的创新可以推动支撑产业发展，要把技术用起来。应用场景也会提出对技术更新的升级需要，所以这是一个相互促进、相互赋能的过程。”
对于成渝如何共同建设西部金融中心，王擎认为，从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来讲，两个旗鼓相当的城市肯定有竞争，但是也可以形成一种有效的竞合关系，“合作共赢肯定是高于竞争的，现在应该努力想办法让成渝共同把蛋糕做大，来分享更大的盈利空间，这样对双方更有益。”
在王擎看来，成渝有一些政策完全可以做到对等，互设机构、要素流动。同时，政府要发挥作用，把共建西部金融中心的基础搭建好，把政策环境优化好。金融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能够促进信息、数据共享，监管上也有很多方面可以共享，包括共同成立金融法庭，还有监管部门的数据交换，从而实现资金流、信息流互通。在基础设施搭建的基础上，双方共同持股的金融机构、经营主体，可以有意识地让双方的利益紧紧捆绑在一块，共同做大市场。
成都市锦江区金融业发展历史悠久，目前聚集银行、保险、证券、期货、信托、私募投资、地方金融、金融配套服务等各类持牌金融机构695家，是成都乃至中西部地区金融机构种类最全、数量最多、聚集度最高的区县之一。“锦江区金融业空间布局由‘一街一城’构成，‘一街’即千年东大街，‘一城’即交子金融城。”锦江区副区长周晓表示，下一步，锦江区将围绕金融基础设施、持牌金融机构、金融配套服务机构、金融科技机构四大类别，不断提升“一街一城”产业能级，着力构建特色化、国际化、现代化的金融产业生态圈，增强锦江金融的引领性、辨识度和美誉度，为成都共建西部金融中心贡献更大力量。
